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尽管在现阶段是符号意义大于实体意义的一种金融产品提供与服务的制度性安排。但作为全球金融秩序变迁先导性力量的金砖国家，一定会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使命担当），建立健全金砖银行的运作机制，为新兴经济体及其他国家提供有效且可复制的贷款与金融救助菜单。中长期来看，金砖国家有实力提供总额为5000亿美元的金融开发与稳定基金，最终目标应该成为全球性贷款人。
70年前的1944年7月，标志着美国从英国手中正式接过全球金融权杖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山饭店召开，由此开启了美国主导的机制化金融霸权时代；70年后的2014年7月，在南美首席大国巴西东北部海港城市福塔莱萨，由欧亚和非拉五个最具实力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共同出资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宣告成立，总部设在昔日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尽管这并不一定表明国际经济格局由此发生逆转，况且金砖银行1000亿美元的法定资本以及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基金在全球事实上的最后贷款人美国眼里，并不是什么特别重大数目。以英国《金融时报》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在担心金砖银行可能动摇美国经济霸权的同时，亦不忘唱衰金砖银行的前景，声言金砖银行取代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砖集团要重建国际秩序很难。不过，在全球迄今为止最懂得玩大战略也最为注重趋势变迁的美国看来，金砖银行的诞生至少意味着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并不愿意一直呆在美国圈定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框架内。
从时间光谱来看，在70年的全球经济竞争与金融变迁过程中，美国的绝对经济与金融实力并未出现断崖式下降，但与70年前傲居世界第一的经济地位相比，如今的美国在相当大程度上不得不依靠美元红利度日。1945年，美国的经济实力强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当时美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于资本主义世界的60%。美国的黄金储备高达200亿美元，约占世界黄金储备的59%，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75%。68年后的2013年，美国尽管依然是全球第一大黄金储备国，8133吨的官方储备相当于德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和瑞士的总和，折合成美元约为3400亿美元。不过美国很清楚，仅凭这点家当是很难确保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能够拿得出手的“干货”越来越少。如今，美国经济已从70年前的占据世界45%的份额下降到不足四分之一。而金砖五国的经济总量已达美国的93%，其中仅中国的经济总量就达到美国的54.6%。中国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外储大国与贸易大国。美中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趋势不仅令华尔街金融寡头们不时感到如芒在背，甚至令活化石式的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都越来越担心美国有朝一日终将失去霸主地位。
从国际金融秩序变迁史来看，一旦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进入工业革命后期，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则参与国际治理的精英意识不断上升的上述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的诉求恐怕决不满足于对既有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小修小补，而是基于已有的经济力量，积极寻求参与国际经济话语体系建设甚至重建话语体系。金砖银行与应急储备基金的建立，正是这种逻辑安排的自然表达。
历史的创造也许是偶然背后的必然。或许在“金砖国家之父”吉姆·奥尼尔看来，由金砖概念提出到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正式亮相国际舞台的步伐确实来的比预想的快。而金砖银行的成立，某种意义上标志着金砖国家越来越像一个集团在运作，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还会设立金砖国家秘书处。直至作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新规则的重要制定者在全球秩序变迁中发挥积极主导作用。
当然，在现阶段，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依然只是符号意义大于实体意义的一种金融产品提供与服务的制度性安排。确切的说。成立金砖银行与建立应急储备基金是金砖国家寻求合成影响力的机制设计及相应载体。本身存在竞争与合作关系的上述国家，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各自利益诉求的共性化安排，也就是说，金砖国家必须拿出十二分的使命担当，合理解决利益分歧，这样才有可能形成合力，增强机制化平台的生命力。其次，暂时不缺钱的金砖国家，在危机时刻相信可以拿出数以千亿美元的救助基金，但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显著缺乏国际协作经验的上述国家，一旦在解决危机过程中遇到挫折，其下一步的行为安排如何展开，显然要有预案。再次，作为改革既有秩序的新生力量，金砖国家尽管有热情有动力，但普遍缺乏可以撬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的力量杠杆，换句话说，只要金砖国家的货币不是国际储备货币，其行为空间依然跳不开美元的战略锁定。而如何与美国主导下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形成有效合作与共生关系，同样是高难度命题。
摆在金砖国家面前的另一个重要约束条件是：对积累了300多年经济优越感的西方大国来说，是决不会轻易让新兴经济体发展成为与他们分庭抗礼的另一股力量，很难容忍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挑战现有的国际标准和规范。而是要按西方设定的框架将新兴力量吸收进类似的国际论坛和机构中来。在国家层面的战略竞争中一向维持高水准的西方，面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之后的国际行为空间扩大与话语权诉求，将继续拖延全球货币金融领域的公共产品改革，强化金融力量工具，紧握话语范式不放松。还是英国《金融时报》说的贴切：对富国来说，承认地缘政治影响将像为挥霍浪费付出国内代价一样痛苦。一句话：“富人俱乐部”不会轻易让渡金融话语权。
不过，既然富有历史担当感的金砖国家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在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之外，搭建出一个资本金达1000亿美元的多边金融合作平台；那么，作为一种提供有竞争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制度安排，金砖国家的有关参与主体一定会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使命担当），建立健全金砖银行的运作机制，为新兴经济体及其他国家提供有效且可复制的贷款与金融救助菜单。中长期来看，金砖国家有实力提供总额为5000亿美元的金融开发与稳定基金，最终目标应该成为全球性贷款人。
就市场需求角度而言，金砖银行显然不缺存续与扩展空间。在发展依然是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全球每年仅基建投资需求就高达1万亿美元，而世界银行仅能提供600亿美元，若加上来自私营部门的1500亿美元投资，最多只能满足五分之一的投资需求，高达8000亿美元的投资缺口，显然需要新的机制化平台来协调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现有的金砖国家体系中，只有中国初步具备金融资源配置力，俄罗斯由于遭到美欧日本经济制裁预计很难拿出更多国内金融资源支持金砖银行，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本身需大笔资金补充，巴西尽管不乏大国雄心但能够拿得出手的金融资源也不多，经济规模只比中国上海略大的南非，在金砖银行中的行为空间更多表现在指标意义上。而中国尽管有3.99万亿美元的外储，但这些外储中真正能够自主掌握的主要是来自于外贸顺差的那部分储备，已经购买了美国国债的外储事实上是一种风险性资产沉淀，笔者估计中国持有的各种美国证券总额约占外储的50%。剔除持有的欧债、日元债券以及进入中国的套利资本等，中国真正能够自由支配的外储数额估计为6000亿美元。而握有储备货币发行权的美国理论上是不需要除黄金之外的外储的，其向国际市场上注入流动性的成本也远远低于其他国家。换句话说，中国经由金砖银行承担全球性贷款人的成本要远远大于美国承担这一角色的成本。
短期来看，金砖国家可以通过引进G20成员中新兴经济体的资金来金砖银行资本，预计韩国不仅有意愿也有能力参与到这一行动中来；中期而言，不排除吸收德国等工业化国家的资金加入；长期来看，随着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砖银行以及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有可能建立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储备货币组合，预计这一进程至少需要5年左右。如果人民币能够成为金砖银行的货币资本，结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及目前筹建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会显著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有助于消化中国的巨大产能。
当然，真实世界一般不兑现静态的假定。作为一种创新性合作金融平台，无论是金砖银行还是应急储备基金，都需要一整套完善的内部治理体系与制度运作来保证。金砖国家的财经领袖与银行家们，如何将金砖银行打造成拥有成熟且完善的银行惯例、合理的股权结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共同治理并拥有良好风险管控机制的专业性机构，显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要建立一套制度化的管理系统，还需要一大批具有跨国家和跨文化管理能力的全球化职业银行家与高端金融专才来实施。而这种国际化的战略性金融人才恰恰是金砖国家目前最欠缺的。
